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党员，他15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转党，在55年的革命生涯中，五次被捕入狱，有21年身陷囹圄，但从未改变对党的信念。

1945年到1966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先后担任副部长和部长21年，是名副其实的组织活动家。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就是从子洲县双湖峪安家大院走出去的革命家安子文。

安子文出生地

安子文1909年9月25日出生在双湖峪办事处双湖峪村后街，原名志翰，字浩然。

父亲安庆云，字武甫，是清末廪生，民国初年，曾任陕西省议员，为人正派，常常为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排忧解难，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他童年时，家有耕地百晌，还经营着一间杂货铺。

他12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他小时侯是由一个姓王的贫农大妈奶养的，七岁入私塾，次年转入绥德县城初级小学就读。

1922年春，和二弟安志铭一起到米脂城，借住外祖母家，在米脂县立高等小学读书。一年后考入新成立的省立第四师范（绥德师范）。在校期间，受校长李子洲和教员杨明轩等共产党员的直接影响，参加了陕西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进社”，还结识了刘志丹。

1924年，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参加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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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受共产党员王敬臣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被校方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住在吉安所左巷6号“共进社”机关内，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于06月07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03月18日，他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3•18”游行示威，被北洋军阀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开除，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

1926年0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机关，安子文被抓，10月被取保释放，组织上为防意外决定让他离京。

1927年01月他到达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至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系进步人士)任政治处副处长，经常向师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东征河南作战；6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样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公开同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大革命失败。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

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抓捕安子文消息后，急忙给安送信并赠银洋200元路费，劝其速离。安子文离开第三路军后未能走脱，旋被抓回送入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因吉鸿昌说情，他被放出“训练班”，复留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此时中共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中共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他担任第三路军内中共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获释后离开冯玉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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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他赴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他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他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

1928年03月，中共开封市委因叛徒告密遭破坏，市委许多领导人被捕，安子文因住市委机关附近而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该案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他们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因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加之在狱中使了假名及假口供，且到开封工作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都不认识他，故只获判11个月徒刑，在狱中也相对自由。安在狱中利用有利条件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并主动担负“交通”任务，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手写的小纸头“刊物”，经其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共产党员中秘密传阅。不久，该监狱因犯人急剧增加，另又开辟一个分院，安子文被转押分院。后因狱外中共党组织营救，及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后形势变化，安子文及其他一些同志均获释放。

安出狱后，于1929年秋天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上海担任党中央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递文件、指示及重要通知，护送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曾于1930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

1930年4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军火的情报)。

1930年8月，他奉中共中央指示到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昌留他担任该局交通科科长；10月，北方局经反复查证掌握了原中共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此时李仍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安子文受贺昌命，与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领导中共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今胜利桥)处死李纯。

1931年1月安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不久被中共中央通知调往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此时叛徒张开运到天津担任国民党警察局侦缉队长，中共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津前负责完成此项除奸任务；3月安子文带一位同志到中共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进门后即被预先埋伏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1931年6月，安子文与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被押送北平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冬季转送至北平草岚子监狱，该狱对政治犯实行“反省政策”，狱中建立的中共党支部(安任支部委员)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10多个被判刑者获释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还把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牧师说教和强迫政治犯写“反省”文章等措施，党支部团结政治犯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还多次发动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取得不同程度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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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安子文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经过党组织积极营救出狱，随后以北平53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

“西安事变”后，他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工作，与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学联的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7个多月里，从学生运动骨干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发展了中共地下组织；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

1937年04月，经孔祥祯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秘密加入中共)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竟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安子文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首先让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同志撤退，自己最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扒上一列货车，途经德州、济南、徐州，又折向郑州、石家庄，辗转到达太原，向刚由平津地区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报到后被留在组织部工作，旋与几位同志被派往临汾建立后方，以防太原失守后将北方局迁址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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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文在临汾县刘封镇找到办公地点后，解决了生活供应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为北方局迁至临汾准备了良好条件。

1937年12月底，安子文转赴晋察冀区，担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太岳工委)书记，领导白(圭)晋(城)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平遥、介休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广大地区的中共工作，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太岳工委归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安自1月至8月任中共晋冀豫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兼太岳工委书记，2月至7月任中共晋冀豫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作队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使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组织上的依托，太岳区“抗战动员”热潮从此日趋高涨；他还对阎锡山以及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勘、武士敏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力争团结尽量多的军队和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3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经安泽、屯留，进驻沁县，安经常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工作。

4月，日军集中了3万多兵力，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安子文按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在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直接指挥下，通过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救国团体进行了反“围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因地方上做了充分支前准备，八路军、决死队和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20多天的奋战，歼敌4000多人，收复了晋东南的18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6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共晋冀豫省委在沁县古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朱德、彭德怀的参加指导下，经过20多天讨论，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即“6月决定”)，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与开展群众工作，开展游击战，把晋冀豫边区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按照“6月决定”，安在太岳区狠抓中共党组织建设，到1938年10月时，太岳区已先后建立了沁县广源、长子、屯留、平遥5个县委，还建立了安泽和介休两个县的领导机关，对浮山也建立了中共领导关系，全区建立了260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840人。

1938年07月中共晋冀豫区太岳工委奉命改称太岳特委，安子文任特委书记；同年8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

1939年1月，中共晋冀豫区太岳特委改称太岳地委，安子文任地委书记，他主持太岳地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使全区的党组织遵循党的正确路线，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向前发展。

1939年07月，日军集中重兵对太岳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安子文率领太岳地委和决死一纵队领导机关由沁县转移到沁源，沁源从此成了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局势更加紧张，安子文于11月间主持召开了太岳地区中共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中共党组织“发动广泛持久的反投降运动”，坚决反对和彻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使阎锡山发动“12月事变”时，尽管太岳区境内也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但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

1940年1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派遣陈赓率领八路军386旅开进太岳区，太岳地委升格为太岳区党委，安子文任书记至1943年01月。

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整党运动，清除了一批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处理了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全党同志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安子文将沁源县绵上村民兵药彦明空手杀敌夺枪的英雄事迹作为典型，广为宣传，并召开群众大会奖给药彦明一支手枪，号召大家像药彦明那样“拼死命、换活命”英勇斗争，克敌制胜。药彦明这面群众武装斗争的旗帜，鼓舞了太岳区的广大群众，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动报名当民兵，他们以石雷和刀矛土枪为武器，为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勇敢杀敌。

1941年至1942年，因水旱灾害严重，太岳区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安子文与陈赓等在群众中大力提倡生产救灾和互助互济，领导全区人民，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优待军烈属以及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的措施来渡过难关。安子文与高扬文深入到沁县等游击区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采取符合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两面政权”的策略，“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敷敷衍衍，虚与周旋，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刻拔除日军据点。安子文提出的这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对敌斗争策略，易于群众接受，实行后大见成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赞赏，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听取汇报后明确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

从1942年开始，太岳区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进行整风运动。安根据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和太岳区党内的实际情况，于4月27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列举“三风”在太岳区的种种表现，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掌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7月，安主持太岳区党委制定了整风运动计划，并在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中进行思想动员；从8月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区范围普遍开展。

1942年10月，日军分兵7路“扫荡”太岳区，占领沁源县城，扬言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决定采取“围困战”的战术，断其路、绝其粮，强迫日军撤走；于是在沁源县成立围困指挥部，以八路军蔡爱卿团参谋长李懋之为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将沁源县城和“二沁”(沁县-沁源)大道两旁23个村镇居民疏散到群山之中，造成1个长约百里、横宽10里的困敌区，日军在被沁源8万军民围困了2年半后于1945年4月从沁源撤走，史称“沁源围困战”。

从1925年到1936年，安子文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这12年当中，他曾4次被捕，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比较成熟的革命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子文撤离北平，参加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晋冀豫区党委统战部长、太岳区党委书记，参与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

1943年5月，安子文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后出任中央党校教育长，整风期间，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正确方针，抵制抢救运动的错误。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安子文是正式代表。

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人从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9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颐年堂合影。

前排左起：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

二排左起：安子文、李克农、彭真、周恩来、齐燕铭。

后排左起：刘澜涛、陈云、徐冰、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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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安子文为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充实了大批干部，花费很大精力在党内组织中消除消极和不健康现象，为全面增强和巩固党的团结不遗余力，严肃负责地审视各项组织工作，为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废寝忘食。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后，安子文非常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很多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和文艺工作者，如李四光、钱学森、梅兰芳、程砚秋等就在这一时期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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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经党中央决定，安子文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至1966年8月，安子文一直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安子文还兼任了许多重要工作：

1947年3月至1948年5月，兼任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协助工委书记刘少奇、副书记朱德工作。

1949年11月至1953年春，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协助书记朱德工作。

1950年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1951年12月至1953年8月，先后兼任中央直属党政军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首任第一书记为周恩来），后任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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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陪同董必武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并出访了苏联。1959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安子文积极指导企业整风，在纠正“左”的错误和克服国家国民经济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基层工作实际情况，于1964年至1966年春到山西、河北农村蹲点，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农民群众欢迎，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安子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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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他不仅要求部里的干部要熟悉干部情况，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接触干部，还主动上门去找干部谈心谈话，在调配干部中，他充分考虑各方面关系，各个干部的特点。有一次，周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一口气说出了二十几个干部的名字，并作了简要介绍。当周总理考虑确定了其中一个人后，安子文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人的情况。对安子文能够如此熟悉为数众多的干部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都非常赞赏。

安子文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1966年8月至1978年12月，安子文遭受不公正待遇，离开组织工作岗位长达12年。

1978年12月11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予以彻底平反，安子文从安徽淮南回到北京，结束了长达12年的监禁流放岁月，并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同时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安子文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萦绕在他心中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内心深深的不安——自己为党少工作了12年。为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投入到新时期党建工作上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谱写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博大壮丽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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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安子文在家中病榻旁与夫人刘竞雄在一起

安子文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病榻之上，念会不忘的是 “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去世前10天，他还向前来医院看望他的彭真同志说：“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肺腑之言，拳拳之心！安子文晚年对党建工作的思考愈加深刻，特别是对新时期干部的培养、管理、使用，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这些严肃认真的思索，至今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980年6月25日，安子文病逝于北京，7月12日，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由彭真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追悼会后，按照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到秦晋之间的黄河里。

斯人远去，风范长存；青史丹心，光耀后人。（编辑/霍琴 责编/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