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块醒目的红底白字展板，上面写着:“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1953年8月，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这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从此被人们简称为“六曰”。

一曰:不做寿

“六曰”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真要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就拿“一曰不做寿”来说，毛主席自己都需经过百般推辞才能逃过“被做寿”一劫。

早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周岁生日，与会的同志说:“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不得不像往年一样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他说，延安都丢了，还祝什么寿?又说，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一个人祝寿，太不近人情;再则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即使全国胜利了，也不要祝寿。

1948年，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毛泽东55周岁生日临近时，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又开始以“改善伙食”的名义张罗着给主席做寿，毛泽东以“影响不好”为由加以拒绝，可能觉得这样说力度还不够，于是又强调，“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

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关于做寿的“博弈”之后，毛泽东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将“不做寿”作为规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将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改革掉，于是就有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六条规定中的这首条规定。

二曰:不送礼

“二曰不送礼”，主要是针对党内“慷公家之慨”的送礼行为。彭德怀作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就极端讨厌“慷公家之慨”的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曾批评那些爱请客送礼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

毛泽东将“不送礼”作为一条规矩，主要就是担心公款性质的“礼尚往来”会助长攀比之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会让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应该说，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三曰:少敬酒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喝酒的，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喝酒会误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但是，“无酒不成席”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多数人都难逃酒的“压迫”，连毛泽东也不例外。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偶遇三弟毛泽覃，毛泽覃提出共饮一杯酒，毛泽东却道:“喝酒误事，请你自便。”

1949年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曾经提出要与毛泽东比酒量，毛泽东以辣椒反击，提议每喝一杯酒吃一个红辣椒，米高扬招架不住，最终毛泽东只喝了两杯白酒了事。“欲饮自便、不饮莫劝”，这是毛泽东喜欢的饮酒方式。

毛泽东反对饮酒，除了自身确实不能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之外，更主要是反对铺张浪费，甚至借摆酒席大肆敛财的腐败行为。

四曰:少拍掌

关于“四曰少拍掌”，反对的是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说成绩不说不足等问题，反对的是夸张仪式。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晚上研究进北京城的仪式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既然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毛泽东坚持“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

“少拍掌”体现了对群众的尊重，是对群众路线的坚守，对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

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地名，如“华盛顿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党内也有不少人提议以毛泽东等伟大领袖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泽东的反对。由于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个人崇拜，国际影响很坏，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毛泽东对“以人名作地名”非常敏感，态度也一直非常坚决。

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了徐竟的《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分不清”这倒是个小问题，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会诱发个人崇拜。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从此正式上升到国家法规的高度。

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关于“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也有一段故事。早在1944年春，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8年秋，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1949年春，毛泽东又强调，“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