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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在榆林中学时
来源:榆林党史发表时间:2019-03-06 11:40点击量: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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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我在直隶(今河北省)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读书,五四运动使我倾心于新文化运动,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之中。


1923年5月,反动军阀以“过激派”罪名抓我,我到处躲藏。


1924年元旦我到了北京大学,见到了来京的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杜斌丞说:“陕北就缺你这样的人,我请你到我那里开拓新文化!”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聘约。


1924年2月14日,我携带了简单行装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及《社会科学研究初步》《俄国革命史》《向导》《新青年》《独秀文存》等书刊,从北京出发,途经石家庄、太原等地,渡过黄河,来到了陕北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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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城里朱门内纸醉金迷,屋檐下乞丐成群,天是浑浑的,地是干黄的,没有一丝生机。


到榆林中学后,我见到了比我早到的杜斌丞先生。他告诉我,学生会准备欢迎我。不几天开了欢迎会,主持欢迎会的是学生会主席刘景桂(即志丹)。他在欢迎词中,高声朗读了我当时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一首诗:《杀!杀!杀!》。


我的最亲爱的同胞啊!

真挚诚恳热烈的同胞啊!

我们不必以弱者自居,

万众一心!协力同作!

打起我们决战的鼓!

吹起我们敢死的号!

振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杀!杀!杀!


我听了,不禁下泪,没想到我的诗会引起这些可爱的青年这样热情的传颂。


刘志丹说:“王先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是革命者,我们热烈欢迎他来教导我们!”


我的宿舍在学校的东屋,刘志丹向我谈了学生会的情况及他们学习的课程,谈陕西共产党创建人魏野畴老师、杜斌丞校长的为人,学校图书情况。


谈满嘴孔孟之道的老师杜斗垣的笑话,谈那些仗势欺侮同学的纨绔子弟恶迹。谈他自己演过的戏。


让我讲五四运动,讲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和北大的学生运动。


反复向我询问“民主”、“科学”的问题。他使我的小院子渐渐地成了他和同学们谈论社会、交流思想的地方。


我开始担任国文课,我讲白话文,但没有课本。


我临时选了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几篇短文,选了创造社的一些诗歌,交给学校刻印成讲义,随讲随发给学生。


由于魏野畴在学校做了很多工作,学校气氛很活泼,同学们问题提得也很多。我想办法培养他们自学能力和分析能力,出作文题,由学生自己评文。


我给他们讲雪莱,讲歌德,讲民主,讲自由,讲科学,讲革命,每周上24个钟点。这样很多同学都很快能写出很多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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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后边一直保留着一条辫子的老学究杜斗垣对我很反感,他说我“太带学生气”“没有师长的尊严”“将会把学生引入迷途”。


这位晚清遗老曾疯狂地反对白话文,并宣布与魏野畴是死对头,学生们叫他“老腐朽”“猪尾巴”。


刘志丹等对他坚决斗争,我劝他们要讲方式,对老落后能争取还要争取。我向杜斗垣讲了新文化的重要意义,向他介绍了一些白话文小说,慢慢使他对新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


刘志丹说:“现在的教师,讲文言的不懂白话,而讲白话的又不懂文言,你文言、白话都精通,实是难得。”


首先表示不反对白话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杜聿明的父亲。


我结合教学和学生会研究,又组织了《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和《陕北教育改进会》。课余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论题涉及到社会、文学、历史、时事,大家提出许多激进主张。刘志丹是这些研究会的中坚分子。


研究会的文学习作很多。大部分文章慷慨陈词,有的一下子写成二三十页的长文。


为激发起学生更大的热情,我除将部分优秀作品交《大公报》发表外,还想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刊物。根据不同的内容,我先后创办了《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和《塞声》,刊登的诗歌、文章大部分是由学生的作品中选的。


我把稿子汇集编辑完整,寄到天津《新民意报》。这家报馆是义务帮助印刷的,印好后除寄几百份给榆中,其余均在大城市内发行出售。


我接到北京大学“民谣社”的很多来信,委托我协助收集陕北的诗歌、民谣。我根据这个题目,绘制了很详细的调查表,发给学生填写,学生们收集到流传当地的民间歌谣有:


都说城压九条龙,龙不行云万民穷。

我把龙城都打破,龙行雨施救万民。


学生自己作的新诗歌有:


山环水匝古绥州,石山之上土盖头。

自古富贵无三辈,历朝清官不到头。


先后采录了数千首,还有同学们自编的诗歌。其中刘志丹、李嗣涛、白自成等人的作品最多。我把这些诗歌、民谣连同填好的调查表格,完整地寄给了北大“民谣社”。


每逢星期日,我常到附近了解民情。记得我和当时在榆林避难的杨虎城是在刘志丹的建议下,参观了惠济地毯厂。惠济地毯厂在榆林南城根,是井岳秀投资开设的一个私营工厂。我发现蹲在角落里吃力地劳动的多是十几岁的童工,我已无心研究编织工艺和五彩绚丽的图案,眼看着童工所受的虐待,心里很痛苦。


回校后,我和杨虎城等人商量,组织了“平民学校”,由刘志丹、王子宜、李力果等同学作小先生。平民学校办起来了,起初星期六晚上在工厂讲1点钟课,到放了暑假,便改在榆中,由刘志丹等主要负责。


李子洲、呼延振东听说办平民学校,非常高兴,对王子宜、刘志丹说:“要把平民学校办好,要坚持下去。”假期中,刘志丹不回家,一心办学。


那时整个陕北还没有1个女学生,为了提高妇女地位,学校演戏时刘志丹就主动演妇女,很想打破旧的陈腐观念。我很赞同他的这种意见,并给学生们讲述秋瑾。


为支持妇女解放思想,我又在榆中办了《姊妹旬刊》,专登妇女问题,刘志丹等人为这个刊物写过不少文章和诗歌。稿子编齐后,我也是寄到天津印刷,再寄回陕北的。刘志丹还跟我谈陕北应该修铁路,通火车。


他的组织能力很强,曾帮助我,为子洲,为学校,为学生会做过大量的工作。


志丹喜爱书法,他常看我写字,并说他保存了1卷怀素的千字文拓片,问我字写得好,为什么还练?我说中国人写不好中国字是个耻辱。我对志丹认真学写字,而且写的字很有进步而高兴。


刘志丹很相信学潮的力量,常常以号召罢课来解决问题。我对志丹讲过,中国历史上讲“足食足兵”,要想打倒军阀,必须要有军队,而且要掌握军队,要会训练和指挥军队。我从旧军队、保安军官学校,讲到黄埔军校。后来刘志丹考了黄埔军校,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坚决支持他。


有一次我得了重病,志丹听我想吃小米,找来小米、红枣,煮成小米粥,日夜守着我。后来我不得不回京就医,临行时全体师生出城相送,志丹拿出他珍藏的怀素千字文拓片,送给我。我在拓片的边缘写了“1924年11月在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学生会主席刘景桂所赠”,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临走时志丹和同学们都流泪了,我感到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志丹又带着青年文学会的同学送我出城很远很远,分手时我们一起照了相。全国解放后,我把这张照片,连同这一时期的许多革命史料一起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霍琴 责编/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