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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被誉为“榆林之父”!
来源:榆林市纪委监委发表时间:2019-07-06 10:00点击量:0

序言:

余子俊(1429-1489),字士英,青神(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人,明朝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官职,后升为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奉公著称。


开仓放粮  救济灾民


余子俊任西安知府期间,遇到灾年,他打开粮仓取出十万石粮食救济灾民,采取“春荒时候贷出,秋后收回”的办法,做到官府不受损而百姓得救济。成化二年(1466),由吏部推举,明宪宗亲自表彰48名知府知县,余子俊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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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延绥  力主修边


成化六年(1470)“会西夏有警,廷议以为公居陕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余子俊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当时延绥镇局势危机,余子俊临危受命,被紧急调任担任延绥巡抚。


当时蒙古各个部落对河套平原虎视眈眈,经常侵扰,延绥镇成为明朝北方边疆的防御重点,时有“天下之势,西北为首,而夷虏之患,全陕为最”之说。面对侵扰,朝廷内部形成完全不同的两派主张,一方以李贤、白圭为代表的“搜套”派,认为蒙古势力“出没无常”,力主举行大规模战役,“搜套”一战定乾坤,永绝后患。另一方以王复、叶盛、余子俊为代表的“修边派”,认为河套地区辽阔空旷,蒙古势力进退灵活,“搜套”耗费人力物力,收效甚微,不如修建边墙、城堡、瞭望墩等防御系统,以逸待劳,歼灭来犯之敌。


余子俊在主张“修边”的同时,提出了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采取“铲削边山”“凿山为墙”的办法大规模修筑边墙的创举,先后四次上奏朝廷,直陈“修边”的好处,终致明宪宗态度改变,同意了余子俊的建议。


高瞻远瞩  修边千里


成化八年(1472)九月,在奏请明宪宗同意后,余子俊开始大规模修筑延绥边墙的准备工作,余子俊巧妙的抓住蒙古部落内讧无暇顾忌“河套”的时机,将工程重点定在长城南北两道的修缮筑治。


成化九年(1473),在余子俊主持下,延绥军民迅速完成北至黄甫川(陕西府谷)西至定边营(陕西定边)段边墙的修复和加固。


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又马不停蹄继续完成了东、中、西三路边墙。至此,余子俊用时2年完成了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1770余里的延绥镇边墙,总计建筑城堡11个、边墩15个、小墩78个、崖栅819个,动用士兵4.7万人,骤马2.6万匹。自此,一条绵延千里“保境安民”的边墙终于修筑完成。


余子俊的高瞻远瞩,使得明朝终于在饱经忧患的西北边陲,筑起了一道有形的防线。历史证明,这道边墙在后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余子俊的出色工作,确保延绥地区的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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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境安民  功不可没


成化十八年六月,蒙古部落再次入掠延绥河清水营,余子俊所修边墙屏障充分显现,将入敌退路阻断,明军重创蒙古部落,先败敌于塔儿山,再败敌于天窊梁中嘴,又败敌于木瓜园,后败敌于三里塔、黑石崖等处,致使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易犯边,北部边境迎来长达二十余年的平静时期,延绥军民得以休养生息。


此后,延绥镇屯兵由成化八年的8万人削减至5万人,军马由75000削减至24400,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619万石。余子俊将边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可谓功绩卓著。


边墙的修筑及延绥镇防御体系的完善,客观上也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营堡的建立,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引来了人口聚集,促进了商业繁荣。沿长城边境的边贸交易业绵延不绝,边地内部的军民贸易、汉族与境外蒙族间的民族贸易日益兴盛,延绥作为边塞重镇,商贸中心的地位日渐显现,不仅往来的边客商贾络绎不绝,贸易的种类也日益丰富。开市通商促进了汉族和蒙古族的持续融合,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延绥镇经营开发,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取代了军事斗争,汉族与蒙古族及西北番族之间的交往也日渐频繁,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马市”和“茶马交易”。


延绥边墙的修筑,对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北边疆、东北边疆争相仿照,建立起明朝绵延边境的“长城防御体系”,开启了明朝中后期的“长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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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镇榆林  设榆林卫


成化九年,余子俊综合利弊,奏请移镇榆林,获得明宪宗支持,同年六月,余子俊将延绥镇由绥德迁往榆林卫城,从此,戍边重心从延安、绥德转向了边防前沿榆林,戍防措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防御体系更加完备。


余子俊迁往榆林后,首先组织开垦屯田,延绥镇气候干旱,随着屯田面积的逐渐扩大,大量农作物需要灌溉,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解民之急,兴修了红石峡水利工程,主持凿建了红石峡渠,引榆溪河水由西而下,灌溉农田。直至现在,红石峡渠仍在浇灌着万亩良田,涓涓细流,诉说着余子俊的功绩。


迁往榆林卫后,因所辖人口渐增,尤其是青少年的数量大增,需要一批教育机构对其教育引导,另一方面榆林成为边防重地,奏事、来往公文以及医药卫生也急需培养一些有文化的人。余子俊因势利导,弘扬文化,倡学兴教。明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上书礼部请求在榆林城开设卫学。他在《开设学校疏》(《延绥镇志》)中写道:“近已开设榆林一卫,生齿浩繁,子弟率多美质,尽堪教养...臣等议得,榆林实当万万年镇御重地。”上书获准后,他“合照正统年间凉州、洮州二卫添设学校事例,开设儒学、医学各一所。设教授一员,吏一员,在本城俊秀子弟内选充医学等各设官一员,于民间访保术业精通者送部考用。”余子俊意志得以传承,办学计划在继任者丁大容手中完成。


晚年余公  心系边疆


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余子俊移抚陕西。在此期间,他凿引潏河水,使西安百姓不再饮用苦碱水;开凿“余公渠”,排除城市内涝;在泾阳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农田;通南山道,直抵汉中,以便行旅;整修破旧的学校、署衙;平定了岷州叛乱。成化十三年(1477),朝廷召余子俊还京,任兵部尚书。母亲去世他回家守丧,三年服满后被授户部尚书,继之加封太子太保。


成化二十年(1484)兼任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翌年正月,他到边境巡视,由于力主在宣府、大同推行延绥之法修筑边墙,招致毁谤和非议,被削去太子太保之职,离任回家。两年后,宪宗皇帝念其无罪,又将他召回任兵部尚书,仍加封太子太保。明孝宗继位后,余子俊作为先朝老臣,愈受敬重。弘治元年(1488)他上书陈述十件事,办结后,又陈述边防七件事,孝宗大多同意实行。翌年,余子俊病重,还亲自撰写奏稿,陈述救荒息盗之策。刚得到朝廷的允准就溘然长逝,享年61岁。


据史籍记载,余公既殁,“孝宗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号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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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之父 名垂青史


余子俊对榆林的边防和民生贡献甚大,一些学者甚至称他为“榆林之父”,倍加推崇。榆林人为纪念其功曾建有余公祠。


万历《延绥镇志》对其评价:肃敏余公祠,镇城南门,正德初敕修,祀巡抚余公子俊。嘉靖成子,铁山张公守中重修,西路兵巡金事郭凤翱碑记。镇人岁时致祀,以开创大功也。


相关记录在《明宪宗实录》《吾学编》《国朝列卿记》《国朝献征录》《名山藏》等史籍中均有记载。


《明史列传六十六》评价余子俊:“子俊沉毅寡言,有伟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属草,每夜分方寝。尝曰:“大臣谋国,当身任利害,岂得远怨市恩为自全计。”故榆林始事,怨讟丛起,子俊持之益坚,竟以成功,为数世利。性孝友,居母忧时,令子寘毋会试,曰:“虽无律今,吾心不忍也。”尝荫子,移以荫弟。”


清朝重臣张廷玉评价其:“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余子俊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尽忠职守的一生,克己奉公的一生,功勋卓著的一生!他勇于实践,敢于担当,不仅榆林段明长城在他的主持下修成,宁夏段明长城在他的参与下启动,大同、宣化段明长城在他反复建议、不惮丢官受罚的力争下动工,其它段明长城大多踩着他的脚印、循着他的思路先后修成。


说起明长城,必说余子俊,他功高盖世,光耀古今。余公伟名永留存,长城可以作证!只有展开视野,才能铭记前贤。追昔利于前行,鉴古必能润今。


让我们铭记先贤功德,发扬实干精神,爱我中华,爱我长城,爱我榆林!(编辑/马彦峰 霍琴 责编/杨磊)